校友访谈 | 刘冉：我不化妆，也不买包

至于为何是社会学，这中间是有些机缘巧合，但读商科她是从没想过。

当初清北的招生组听到这也是一愣，但对于刘冉来讲，这是件很自然的事。

「我那时的生活圈里没有这样的人，连商科做些什么都不知道。」刘冉解释。可这解释其实牵强，因为就算她在中大读完本硕，又赴宾大读起博士，见到了商科如何多金以后，她也一直没有转系，而是始终吊在社会学这一棵树上。

弱水三千，只取一瓢。真爱。

而这一切的缘起，好像是因为教《社会学入门》的陈先生。入中大后，她在文科基础班读遍各科入门课程，不期被陈先生的人格魅力所打动，觉得世界一下子在眼前清晰起来。

这种感受在当年难以表达，到后来，她才在《社会学的想象力》一书中找到了恰如其分的表述：

「个人只有明白所身处的时代，才能理解自己的经历，继而把握自身的命运；也只有当她知晓该时代所有个人的生活机遇时，才能明了自身的生活机遇。」

(这是《冰与火之歌》里冰原狼Summer的小时候，就是布兰那只，刘冉超喜欢它）

上边这句话不太好懂，但我们或许可以引一句更加通俗的名言来作注脚：「一个人的命运，当然要靠自我奋斗，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行程。」

刘冉也曾轰轰烈烈地投身到这时代的洪流里。汶川地震后的一年，她独自跑去都江堰，驻扎在市郊一处板房，花了两个月的时间研究当地的一支NGO（非政府组织）团队。这支团队做的是心理支援。

地震后百废待兴，NGO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冒将出来，协力政府做着灾后重建。驱动它们的既不是权力也不是利益，其原动力在于志愿精神。像是一位志愿者当年飞往四川时说的：「哪怕是救出一个人，这一辈子也值了。」

在那趟田野调查中，刘冉像是确定了自己的精神坐标。后来不仅她的本硕论文都与之相关，她的绝大多数朋友，也都是公益组织的成员。

做文科类的学术研究，其实挺怕理论与现实脱节。好在社会学很少会有这样的担忧。特别是到美国以后，许多理论成果都可以充实政府智库，成为推动公共政策改善的基石。

而刘冉虽然对学术研究爱得深沉，却也没把自己囚禁在象牙塔里。研究课题之余，她也在做些「私活儿」，而这缘起于她自小而大，内心深处的愤愤不平。

这愤懑她用一句话就说完了，初读只觉可爱，掩卷却惹人喟叹：

「当年我数学成绩可好了，但从没有人对我说，你将来也能成为数学家。」

对比之下，刘冉曾因为语文好而被鼓励做记者、作家；因为演讲、辩论好而被鼓励做律师；甚至往商科发展也不乏人游说，就是没人说数学家你也能行。

（富士山上）

而自从由理转文后，数学更是与她无缘了。刘冉在读本硕时也多是做定性研究，中大也没有修习高数的硬性规定，因而直到去了宾大，刘冉才开始真正面对概率、微积分、线性代数。同时出于需要，她还辅修了一个统计学硕士。

刘冉挺伤感的，因为这些入门课其实没多难，只是早期缺少启蒙，如今就很难再感受到数学之美。这固然是因为她的父母都是文科生，家里的书橱上都是些文史哲，也是因为从来没人引导她走上这条路。搞数理竞赛似乎一向是男生的事，她也逐渐想明白了：

「我做不成数学家，就因为我是个女生？」

这种愤懑潜滋暗长，直到有一天，她与友人合作成立了名为「理工女」的社群，专门分享女性科学家、数学家的故事。

「理工女」还在慢慢积累她的影响力。这条路不很好走，因为在数学这个学科上，不仅家长、老师持有偏见，女生自己都很少相信自己。大家似乎都觉得，男生天生就应该逻辑强、数学好。

可刘冉觉得，哪怕仅是点明这种偏见确实存在，它的影响就会显著降低。刘冉就是想说清楚：女生也可以搞好数理化。而怼上了这种偏见的她，连手上的博士论文都在围绕这个话题，跨国家、跨文化地在研究「数学上的性别偏见」。

「理工女」以后，刘冉也没消停。她似乎总处在放飞自我的状态，想到什么就做什么，比如在沙田的地铁站里拍了婚纱照，又比如因想读原本日语论文而学多了一门语言。再比如，参与「政见」平台的建设。

（沙田站内的婚纱照）

这个叫作「政见」的平台企图心挺大，想要推倒知识的高墙，可惜名字犯了忌讳，命运相当坎坷。在知乎上，它就因为「严重违反专栏规范」而被封禁。

若你去翻一翻文章的标题，或许会觉得这挺「情有可原」。因为它们不是「教育系统——意识形态斗争的战场」，就是「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解释法西斯主义兴起」。虽然这些都不是出自于刘冉手笔。

2012年起，刘冉累计给「政见」供稿36篇。这些年，虽然从网页转移到微信，公号「政见」也添加了备用号「针尖」，刘冉也没停下笔。在她口中，如果对某种不可预测的边界产生恐惧，那才真叫没有希望了。

(知乎上的「政见」专栏）

她身边的人好像都带着些这样的理想主义。据说川普上台时，因为三观塌方，学校里有人边走边哭。还有人在出选举结果的次日去看了心理医生。

对于社会学的师生，这种精神层面的愤怒或困扰只有更多。虽然他们可以通过调研、出报告对政策影响一二，但更多时候，面对社会上的冲突与矛盾，还是满载的无力。

（Women's March,抗议川普的女性游行）

就比如她曾在香港某个不可言说的时刻，在某个不存在的网站上，给内地生建了一个不可言说的主页。两个多月，持续更新内容。虽然到头来仍是梦一场，但只要这口气还在，就算不上屡战屡败，而是屡败屡战。

这种情感状态，有时像极了儒家所谓的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」。笔者甚至已在脑海中给毕业于新亚书院、拿过诚明奖的她配上了背景音：

「手空空，无一物，路遥遥，无止境。艰难我奋进，困乏我多情。」

然而这些都出自笔者臆想，刘冉自己从未觉得有那么悲情。

精神上固然有层出的愤怒与困扰，但它们并没有太影响到她的生活情绪。这或许是因为她爱好实在太多。

在刘冉的友人口中，她精通辩论、话剧、日漫、日语、棒球，并且在他们这些业余人士眼里，本来同样业余的刘冉居然可以玩出专业水平。比如她曾帮助中大拿到2007年大专普通话辩论赛（香港）的冠军，自己还成了「最佳辩手」。不过她那时辩论队的教练好像更厉害，通过《奇葩说》成了网红。

刘冉对此还挺谦虚的，她说社会学包罗万象，不像其他学科越钻越深的同时也越变越窄，不管她想读点啥、玩点啥，都可以跟导师信誓旦旦地讲，这是在进行社会学研究。虽也不知她的导师是否会腹诽，她的研究范围真是广泛。

可惜好玩的代价是没有钱。其实不只是她，凡是文科社科的博士，都是一贫如洗。好在君子固穷，像对待其他大多数物议一样，刘冉也没太当回事。反正她从来素面朝天，不化妆也不买包，结了婚也不要房不要车，反正在她看，生活又不只是柴米油盐。

（搭地铁去结婚）

在她眼里，能钻进自己的小圈子里，做些有意思的研究，就已经很开心。不过笔者并不很懂这种开心，因而很难传达出这种「箪食瓢饮，回也不改其乐」的精神。

只是看得出，刘冉确实挺热爱生活。比如为图一乐，她会跑去电影院，连刷五遍「爱乐之城」。

但她也不是没有「丧」的时候，只是这种「丧」里莫名透着一股喜剧精神。比如在登上心心念念的富士山后，回头她却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：「其实富士山近看就是个大煤堆，一点也不浪漫。」然后附上一张似哭似笑的打卡照。

最后按照惯例，我们请她给学弟学妹讲两句赠言。她想了想后坦白：我的生活比较随性，当不了人生导师。我们不死心，接着又问：你的人生清单上有些什么？她思考了好一会儿，说，有机会离开地球吧。但随即想明白什么，表示做社科研究又挣不到大钱，这个梦想有生之年估计挺悬。

这时笔者出于善意提醒她，现在已经有了送骨灰入太空的服务，将来或可考虑绕地飞行。她踌躇一会，点点头，说那也不是不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