校友访谈 | 胡慧盈：文状元的苟且、诗和远方

在加上微信以前，我从没想过这个当年的文科状元、微情书《百字令》、中大版《南山南》的作者，如今在吃审计这碗饭。

舞文弄墨与报表数字相去太远，乃至令人产生某种同情，觉得这投笔从商或多或少是为生计所迫。

这条「南辕北辙」的道路直可追溯到入学那年，作为沈阳文科状元、辽宁省的第二名，胡慧盈如愿拿到了中大全额奖学金，却入读了商科基础班。用她自己的话说，七年前，考了高分却不读商学院的人，总会被问一句是不是傻。

现在的她已经不介意别人的想法，面对「文状元读什么商」这个或被问了千百遍的问题，她直言：「文科赚不到钱啊」。

所以虽然这个女状元很喜欢写作，甚至把写作誉为她「生命的必须」，可毕竟写作和呼吸、睡眠等等生命的必须一样，无法作为她赖以谋生的手段。

行文到此，像都只是在描摹一个精致的物质主义者。只是交谈中始终有一个疑问困扰着我：既然已经读了商，为何不去更赚钱的投行券商搏个前途，而是要选择审计这个卖命的工种？以至于她生活里仅剩的表达空间，似乎只有早晨六点的朋友圈状态：「这时候下班回家最大的困惑就是，不知道该睡觉还是直接换个衣服出门。」

她的回答叫我哑然失笑：可能是毕业时还有些文人情结作祟吧，入行的时候以为，审计似乎是当下资本市场里底线稍微高那么一点的角色。

听她说到文人情结，我不禁想起2013年流传网络的《百字令》，像是她多年写作功力的一次集中爆发。至今你在网上敲下「胡慧盈」三个字，首先入眼的绝不是她当年的状元访谈，而是那句「天人合一处，垂首对漪涟」。

她的百度百科词条也是在那一年被建立的。不过她回忆起当年参赛的初衷，不过是为了第一名的奖品 iPod shuffle。她开玩笑说，花一小时写的东西就得了这个奖品，回报率比现在加班可观多了。为此，她还用上了些学霸式的狡黠，比如诗体的菱形格式，以便在参赛作品中独树一帜。

至于「暗恋成疾自陈心曲」这些媒体指控，她则矢口否认。

可老天对文人，好像总是特别残忍的。她一入行就被分在了公司的魔鬼组。在那里，上司从不会说「你病好了吗」，而只会问「你的report什么时候交」。由于工作压力太大时间太长，一个月前她刚刚大病一场，可采访的那个周末她还是两天都要加班，只是抽出了午休给我，短短两小时。

这种算不上光鲜的生活状态，不知是否会符合多数看客的期待。其实她自己也调侃：吃瓜群众喜欢「伤仲永」，喜欢听差生逆袭、学霸给学渣打工的故事。毕竟不是状元的人比状元多，状元就成了众矢之的。这种不进则退的压力很难承受，心大如她这样的东北姑娘，也花了好几年才脱去敏感。

但当我问起状元光环给她最大的好处，她的回答竟是给家人留下了美好的记忆。「让他们在故乡的圈子里接受不断的膜拜和咨询吧，我自己必须跟那个过去保持安全距离。」她如是说。

文科状元和「百字令」两个带着浓浓文人气的标签，至今还在给她的生活增添各种插曲。高考之后，辽沈晚报的记者总会来找她约个高考作文稿。今年东方卫视的《诗书中华》节目也几经周折找她参与节目录制，她却因为忙季无法请假而婉拒邀请。

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，在超长的工作时间外，她依然笔耕不辍，还开了名为「山狐自有妙计」的微信公号，闲记一下热门影视剧里的社会思考。兴之所至，每篇都在五千字上下。

对这样一个在财务报表与创作热情之间煎熬的文人，我不得不担心她的才气终会油尽灯枯。她却说自己不是粉笔，越磨越秃；而更希望能像紫砂壶，被生活这碗茶浸泡得越久，越能绽放独特的光晕。

新媒体如火如荼的时候，她不是没想过下海尝试，只是大环境的转折比她的动作还快。

所以谈到未来，令她最近更为挂心的，并不是每天能睡几小时或者每月赚多少钱，而是越来越强的某种信号不断让她想起，杨绛先生在《我们仨》里建国前说过的一句话：

「对国家有用的是科学家，我们是知识分子，知识分子没有用。」

好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只会伤春悲秋，还能以「非诗之能穷人，殆穷者而后工」自我开释。胡慧盈更像是后者。

从北大自招的悲剧，到高考状元的风光，再到现在的「泯然众人」，她已颇有几分超过其年龄的豁达。听她半真半假地以儒释道法把我一通绕，再听她对工作日常的嬉笑怒骂，我有点感受到了她儒生表象下的道家精神。

就像她说的，「云在青天水在瓶」，这世上错的对的好的坏的黑的白的，都必须同时存在，各安其位，宿命轮回。作为个体而言，生活更多的是承受，然而人生的意义就在于，每个人在承受之后独特的沉淀。

工作三年后的胡慧盈，正打算开始自己的沉淀。她准备回炉重造，回归人文科学。可能是北大，可能重回港中文。

她说研究中国的社科其实有得天独厚的优势，因为这是世界历史中最长且具有唯一延续性的一环，有足够多的人口提供抽样资源。这片土地几经战乱几经重建，能在年轻的西方称得上巨变的，在这里都不算新鲜事。

她甚至还有了模模糊糊的课题，是关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。她觉得作为中华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独生一代，我们的所思所为不仅与前人有着鲜明的界限，和后人可能也难有共鸣。与以亲情家族为基础的儒家文化正相反，我们在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是孤独的。

而因这孤独而催生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，我们在历史里找不到答案，在别国也无从参考，只能靠同一代人的互相支撑。

采访的最后我问她，弃商从文的话这几年不都白干了吗？

她反问我一句：你吃到第八个馒头才饱，前七个就白吃了吗？

我笑，仿佛真的看到未来的某一天，人们拿着一本这样的故事争相传阅，却没人知道那个笔名的背后，正是我面前这位还在为财报焦头烂额的审计师。

她笑着说，这就是她梦想的远方。